日期：1957-6-21 作者：新华社
新华社新华社２１日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继续举行预备会议，各代表组分组阅读或开始讨论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各代表组在讨论中，发言很热烈。许多代表联系目前国内政治情况就加强共产党的领导、知识分子改造等问题广泛的发表了意见。
在山西、广东、安徽、四川、湖南、江苏等省代表小组的讨论中，许多代表用事实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散布的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谬论。他们强调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过幸福美好的生活，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用他所在的村子由穷变富的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农民幸福生活的道路。他说，共产党领导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的统治，又领导我们发展生产，生活步步提高，谁不赞成，谁不拥护。那些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实际上就是想叫地主恶霸重新坐在农民的头上。
安徽小组的农业劳动模范张会亭说，他们淮北地区解放前和解放后都闹过大水灾，１９３１年的水灾，农民抛妻卖子，死的死、逃的逃；解放后也闹过大水灾，可是政府帮助解决了各种困难，过去那种情况就再没有发生。他说，讲良心话，几年来农民生活不断提高，大家都愿走社会主义的路，还有人想阻止我们，那绝对不行。他还说，他这次来北京的时候，农民们叫他来向中央提提意见，农民们说，不要党领导的人是不是违反宪法？
广东省代表、橡胶工业局总工程师林文彪说：我生在国外，解放前在国外是低头走路，不如一只狗。现在是挺胸走路，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地位提高了。国家地位的提高，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他说他不懂政治，但是这一点他是体会得很深的。有人企图以共产党的局部的个别的缺点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他说这是想让国家走回头路，他坚决不能同意。
四川省简阳县棉丰社主任、农业劳动模范张泗洲说，右派分子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生活没有提高，他提出要请这些人到他们社里去看看，究竟共产党领导得好不好。
湖南省代表、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在发言中认为，把中共提出的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误解为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长期共存”下来的想法，不仅与我国现在的宪法相违背，而且也同过去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主张相违背。他说，那些忘记了社会主义，企图把资产阶级思想巩固下来，甚至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
江苏代表小组会议上，郑振铎说，毛主席提出的分清是非的六个标准，使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潘梓年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六亿人民的最高利益；要实现社会主义，关键于在共产党的领导。
浙江、湖南、吉林、四川、河南、上海等省、市代表小组不少代表在讨论中，联系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感到进一步加强思想改造十分必要。
浙江省代表小组有的代表指出，有的右派分子利用反教条主义为幌子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其危害性很大。有的大学生在这种影响下，竟表示不愿意学政治课，政治课不要考试。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说，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越发领会到毛主席报告中说的知识分子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如果国家培养出来的科学家没有政治头脑是不行的。他的意见，将来学政治社会科学的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生去学；学自然科学的人也一定要研究马列主义。
严景耀说，我们有些人以自己的“好心肠”去看待右派分子，这种“好心肠”实际上就是政治觉悟低。我们一些知识分子过去总以为政治界限划清楚了，这次大鸣大放中表明自己并没有划清楚；以前认为社会主义这一关好过，现在看来如果不警惕，不好好自我教育，过社会主义的关也不那么容易。这说明政治思想教育对下一代固然很重要，对象我们这一代也是十分重要的。他说，这次反右派斗争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
湖北省代表小组在谈到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时，湖北省副省长李明灏根据他自己体会建议：可以考虑分期分批地组织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学习，使他们与人民生活接近，改造和锻炼自己。这个组的好几位代表都认为知识分子如果不接触实际、不接近群众，总是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工作，这些人如果能到农村工厂去住一住，看一看，对于改造自己的思想是会有好处的。
东北地质学院院长喻德渊和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吉林省代表小组会上，谈到目前高等学校学生的思想情况。他们都感到学校中忽视政治思想教育是不对的，应当使学生更多地接触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仅在温室里是培养不出好的人材。
在四川省代表的小组会上，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批判了流行在旧知识分子和一些青年学生中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彭迪先认为，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是有进步的，但不是不再需要改造。右派分子对知识分子作过高的估计，有他们的政治阴谋——想争取几百万知识分子，与党分庭抗礼。
彭迪先说，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中的团结，要建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上，而建设社会主义又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
河南代表小组有的代表说，有些高等学校教师有脱离政治、专钻技术的倾向。老师这样作对学生有很大影响，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
上海市代表组中几位工商界的代表结合毛主席报告的精神，谈到资产阶级分子，应该加强学习，努力改造。
汤蒂因说，我们工商业者由于学习不够，加上本身存在着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一些右派分子的谬论就很容易和我们的感情结合起来，引起共鸣，我自己就曾经模糊过。她说，现在毛主席对资产阶级有无两面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本质区别以及定息是否是剥削等问题上已作了明确的阐述，澄清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再也不会上右派分子的当了。她认为，毛主席报告中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句话更加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加强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
胡子婴说，毛主席说坏事也能转变成为好事，我感到我国目前发生的一些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虽然看起来是一件坏事，因为他们的谬论影响了一些人，他们有了点市场，但是也可以从好的方面来看。因为右派分子的毒素，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程度大小不同都存在着，我们可以用这些错误的东西来检查自己，教育自己。所以我们不光是要和右派划清思想界限，还要积极地从反右派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
据新华社２２日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继续举行预备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代表们在讨论中谈到了工、农业生产的成就问题，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并且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许多代表还通过各种具体事实来驳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山东、四川、广东、安徽等省来自农村的代表认为，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不容抹煞。山东省代表、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通过自己五年办社的经验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说合作社不好，说农民生活降低，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旁观者清”呢？是否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呢？吕鸿宾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说，现在社员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很多人盖了新瓦房，牲畜增加了。农民这样说，“参加合作社多活十年，自己单干要少活十年”，他们说这是因为入了社既省心又省力。吕鸿宾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合作社经过三、五年就一定能够巩固下来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他说，那些说合作社不好的人，农民是坚决反对的。
吕鸿宾也指出了当地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他说，在组织合作社的时候，有的宣传得不恰当，有的干部对农民说，“入了合作社，就有吃有穿”。结果有的农民依赖思想很大，他们不注意勤俭节约，不积极克服困难，有了困难就推给合作社。他认为必须批判这种依赖思想，教育农民爱护合作社，才能把社办好。
四川省中江县继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光农业社的生产成绩逐年增加，每个社员的收入也都增加了，现在缺粮户和无粮户已经消灭。邓芳芝说，这不是合作社的优越性是什么？
有些农村来的代表非常气愤地指斥右派分子。广东省代表、农业劳动模范汪汉国说，他们那里是山地，他领导的农业社前年还缺粮，去年就有余粮了；去年每个社员平均收入八十多元，比当年的上中农还多。汪汉国说，右派分子如果到乡下去散播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一定会被农民赶走。安徽省宣城县双桥农业合作社主任李有安说，章伯钧是安徽省选出的人民代表。他这次来开会，农民们要他问问章伯钧根据什么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湖南省代表、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凤凰县县长吴焕彧（苗族）用湘西苗族人民解放前后政治、生活变化的情况，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表示少数民族人民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他说，右派分子提出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是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扭回到让我们少数民族受苦难、压迫的日子里去，我们坚决反对。
华侨代表小组的代表们，在座谈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认为祖国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的代表说，在旧社会里，华侨大都是因为在国内没法维持生活才流浪海外。旧中国人穷国弱，华侨在国外抬不起头来，受人家欺负。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焕然一新，国际地位提高了，华侨也受到了外国人尊重。华侨对这一点体会非常深刻。有的代表说，我们在国外看到中国电影感到很骄傲，它反映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华侨眼看着祖国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大家更加热爱祖国了。我们要在海外节约更多的外汇，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坚决反对右派分子不要社会主义的谬论。
广西代表组瑶族人民代表金宝生说，右派分子想篡夺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这是万万不行的。他说，他是瑶族，他知道瑶族人民连三岁小孩子都热爱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瑶族人民从自己过去的痛苦生活和今天的幸福生活对比中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才能过好日子。
天津钢厂四分厂主任、工业劳动模范刘长福说，有人想要把工人阶级的领导换一换。我们工人说：“还是不换好，全国人民也绝不容许换”。
湖北代表小组代表、武昌造船厂总工程师萨本炘说，解放以后各方面建设都有很大成绩。他说他们这个厂解放以前只有两部手焊机，设备少而简陋而现在由于苏联的帮助和共产党的领导，不但生产有了巨大发展，同时厂内的一切装备也是解放前所无法比拟的。
在江苏代表组，老诗人柯仲平发言时非常激愤，他朗诵了他在劳动中写的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诗。他说，资产阶级右派从各方面进攻共产党，进攻工人阶级，进攻人民民主专政，要偷梁换柱，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想挖掉几万万劳动人民多少年来流血流汗所建造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这是我们绝对不许可的，我们一定要打退右派分子的进攻。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都批评了目前高等学校中忽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情况，他们认为最近在高等院校中暴露的少数学生反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山东省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谈了北京大学学生中一小部分极端狂妄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情况，他说，有小部分学生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谩骂老教授“愚蠢”、“无知”，甚至制造谣言，向外校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散布反动言论。江隆基说，学校中这种情况是有其社会根源的，校内校外的右派分子相互呼应，相互影响，这就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江隆基认为，为了培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材，就必须对学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而绝不是取消党的领导。
黑龙江省代表、辽宁省副省长、老教育家车向忱说，目前学校中政治思想教育太差。他要求学校、机关、工厂、农村都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在河北省代表的小组会上，中国民主同盟河北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刘清扬建议出版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共产党烈士传，让人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历史，让人民了解谁能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和一切。
许多小组在讨论中，有的代表还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意见。
湖南省代表、工业劳动模范言仁海认为学徒制度上有缺点，如学徒工资过高，以他所在的工厂来讲，一进厂就是二十三元，和农民的收入悬殊很大，引起了农民不满。他说，学徒毕业后就是三级工也规定得太高了。农业劳动模范李呈桂批评了有些干部的主观主义作风，他希望通过整风这些缺点能够得到纠正。
北京代表小组工人出身的工厂厂长刘英源、工业劳动模范刘德珍和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总工程师李树森等都在北京市代表小组会上提出关于学徒工的培养问题。他们举出许多事例说明目前的青年工人中有些人轻视劳动、闹待遇、不刻苦钻研技术，希望有关部门决定适当地延长学徒年限，加强思想教育，使培养出来的工人能一个顶一个的干活。
作家老舍在北京市代表小组会上提出兼职过多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考虑予以合理解决。
毛主席的报告中曾谈到对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问题。代表们认为人口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今后应该很好地细致地加强节育的宣传教育，并且有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一工作。
许多小组代表在发言中批判了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竑、储安平等人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
费孝通在今天的江苏代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台湾报纸把他所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大部分刊用了，并且加以赞扬。这说明了他的立场和思想感情都是有问题的，他写了台湾方面所需要的东西。他说，他过去总是保护自己的和别人的落后的东西，不让它们死掉；而台湾方面却认为这些东西还会发展，并可供他们利用。他说，他已经向右跑了，他感到很危险，要转变过来。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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